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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政策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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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金融時報  2019-05-10

  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是一個長期困擾世界各國的國際性難題。在我國本輪經濟周期中,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各方面反應較大,爭議也較多。爭議的焦點從融資難、融資貴產生機理到破除機制不一而論。但其中也涉及一些概念性的混淆,可能會誤導市場觀點,不利于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支持機制的健全和金融服務生態的優化。對于這些感受和認知偏差進行辨析,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政策精準度。

  客觀認識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金融支持“量增面擴”的數據背離 

  (一)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感受程度偏低日益加重的情況真實存在。民營和小微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經濟新動能培育的重要載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將我國民營經濟概括為“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但是,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全國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感受指數持續走低的情況確實存在。2018年三季度,中國人民銀行對5000戶企業的調查顯示,民營企業融資感受指數44.6%,比上季度低1.1個百分點,低于全部企業0.9個百分點;民營企業融資成本感受指數55.6%,比上季度高0.4個百分點,低于全部企業0.7個百分點,反映出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滿足度在經濟調整期正逐步減弱。

  (二)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邊際改善逐步向好的趨勢真實存在。2018年以來,針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國務院多次召開常務會議和專題會議研究,多個部委也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人民銀行綜合運用定向降準,創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等一系列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積極引導金融機構支持及改善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環境。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開展的再貼現示范行、示范區創建活動,民營企業債券發行以及應收賬款質押平臺推廣等金融服務創新工作也得到了轄內金融機構的普遍響應。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普惠小微貸款大幅多增,年末余額同比增速比上年上升8.2個百分點。從湖北情況看,全年全省培植小微企業信貸客戶1720戶,12月全省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5.74%,同比下降21個基點。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的力度正在不斷增強。

  (三)兩個數據背離凸顯民營和小微企業困難的“多重”現實。其一,民營和小微企業在融資環節長期所處的弱勢地位源自于其自身的弱質性以及競爭非中性問題。與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相比,民營和小微企業普遍存在壽命周期短、自有資產不足以及內部財務管理不規范等問題,加之缺少政府的隱性擔保,體制性歧視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進一步惡化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度。

  其二,目前融資難融資貴的呼聲如此強烈,與國際國內經濟金融環境的改變密不可分。當前,國際貿易形勢惡化、人工成本攀升和稅收、環保政策深化無疑導致民營和小微企業運營成本明顯增加。同時,前期負債風險的集中爆發以及商業信用的銳減進一步加劇了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資金緊張。從監測情況看,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持續攀升。2018年四季度,全國小微企業融資需求指數達到67.9%,比兩年前提高11.3個百分點。

  其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在金融體系自我風險約束不斷增強的大趨勢下,資本市場低迷徘徊、“影子銀行”監管趨嚴,加之金融機構差異化的競爭態勢尚未形成,共同使得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承壓。面對企業不斷增多的外部融資訴求,我國以銀行間接性融資為主體的傳統融資模式盡管持續性主動作為,仍顯得力不從心。這也就導致了一方面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呼聲不斷加重,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持續改善,兩種看似分歧的聲音和現象同時存在。

  正確厘清“三個區分” 助力金融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精準施策 

  金融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力度不足和邊際服務不斷改善兩種觀點并存,首要凸顯我國金融體制機制建設不夠完善的現實,但也部分折射出市場主體對于我國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趨勢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概念性混淆。從量、價和風險三個層面對感受和認知之間的誤區進行辨析,可以提升金融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施策的精準性。

  (一)區分正規金融融資難和非正規金融融資貴。當前民營、小微企業不斷攀升的外源性融資需求確實增加了其從傳統銀行部門獲取貸款的難度。但正規金融渠道,尤其是銀行體系平均融資成本,普遍低于多數正常經營企業可接受的財務成本范圍。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18年12月,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6.28%,比上年同期低0.26個百分點,其中包括郵儲銀行在內的6家大型銀行四季度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5.06%。真正的融資貴,更多的是來自一些非正規金融渠道,如“影子”銀行、小貸公司以及民間融資普遍利率超過10%,有部分甚至達到“高利貸”性質。

  將正規金融融資的“難而不貴”與非正規金融的“貴而不難”混為一談,體現出部分市場主體對于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中多類融資機構并存、多種融資渠道并行這一“量”上的混淆。實際上,隨著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的快速前行,許多新型金融業態和渠道作為傳統銀行等正規金融渠道的補充而蓬勃發展。但體系快速發展中也留下了許多監管空白,導致這些非正規金融或非傳統金融亂象叢生,風險隱患激增。基于此,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成立、穿透式監管的提出以及大資管業務的整治等系列舉措出臺,旨在增強我國防范化解金融領域風險的能力,在短期內,由于表外融資需求回表,勢必會加重民營和小微企業正規金融融資難,加劇非正規金融融資貴,但從長遠來看,有利于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和穩定。

  如果無法正確區分融資難和融資貴所針對的不同金融市場資金供給主體,片面地將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政策重心和壓力放在正規金融,政策選擇上可能會忽視金融服務體系的完善以及差異化融資渠道的建設。從理論和實踐看,希望利用銀行表內融資渠道解決所有問題,容易誘發“堰塞湖”效應,可能會加劇融資難現象,無助于從根本上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金融政策重心應通過“開前門”,促進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主體和渠道“量”的提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借助體制建設、機構建設和渠道建設強化正規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的主動性和非正規金融的合規性。

  (二)區分正常風險溢價與不當收費行為。部分金融機構在早先的貸款過程中存在一些不規范的收費行為,例如附加銷售理財產品和保險產品、貸款轉存款再轉存單質押貸款、貸款轉存款再轉保證金等,無疑加重了企業的資金負擔。自2012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通過“七不準”“四公開”等一系列規范銀行金融機構不規范經營的舉措,此類現象已基本得到遏制。但現階段,一些企業在提出融資訴求時,仍將銀行貸款利率上浮與此前不規范收費的行為等同起來,表達出許多不理解的聲音。

  實際上,上述兩個概念的混淆反映出部分市場主體對于融資“價格”上的模糊,是對融資定價機制的誤解。一般而言,實際貸款利率主要由無風險利率與風險溢價兩部分構成。其中,無風險利率與銀行的資金成本有關,能夠利用價格型貨幣工具調節;而風險溢價的大小則與貸款對象還款能力及意愿等信用等級綜合評價有關。從歷史數據和財務特征看,民營和小微企業的弱質性特征明顯,導致其風險溢價水平必然會高于大中型企業,從而推升其整體融資利率水平。這種溢價是市場機制中理性行為的表現,不僅存在于傳統的銀行體系,也常見于各類金融市場,與不當收費存在本質差異,不應混為一談。

  如果無法正確區分融資成本中的正常風險溢價與不當收費現象,在政策選擇上人為干預貸款利率定價,可能會導致金融機構在小微企業資金投放上的經濟可持續問題。從實踐看,資金價格硬約束容易造成貸款利率和市場利率之間的缺口擴大,由此產生尋租空間,誘發道德風險,導致資金配置效率低下,進而阻礙信貸結構乃至產業結構優化,反過來會進一步加重資金供需失衡。金融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政策應在同時尊重金融機構和企業兩類市場主體地位的基礎上,通過風險分擔和風險補償等市場化引導手段,在促進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可持續和金融機構服務可持續中找到平衡點。

  (三)區分小微企業金融體系融資難與經營資金緊張。“融資”本身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區分為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外源性融資又包括商業信用融資和金融體系融資。本輪經濟周期中,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實質上是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相互交織互相作用的結果。譬如,由于市場需求變化引發上下游企業賬款擠壓、經營決策失敗導致銷售回款減少,收入水平下降無法匹配前期債務規模等等,必然造成內源性融資和商業信用融資不足,是企業經營資金緊張的“因”;小微企業因此會加大對金融渠道融資的訴求,引發加劇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體系融資難呼聲高漲的“果”。當然,金融體系融資難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強化企業經營資金緊張局面。因果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但不能簡單地合二為一。

  兩個概念的混淆是對于不同融資方式界定上的模糊,本質上是對于市場主體“風險”訴求上的認識不清。從風險的角度來看,當前民營和小微企業經營資金緊張部分源自于其面臨的市場風險和經營風險,希望借助外部融資對抗內部風險,存在信息藏匿和財務造假可能,具有潛在的風險轉嫁訴求。金融體系融資難則是信用風險和內控風險相互加持的結果。金融部門既要通過信息甄別極力避免逆向選擇,排除無效的高風險需求;同時又要滿足無差別性的監管要求,規避內控制度中的責任追究,在信用違約不斷增多的環境下,“寧可不做也不愿做錯”的態度實質上是一種風險規避訴求。

  如果簡單地在民營和小微企業資金緊張和金融體系融資難之間畫上等號,盲目地要求銀行增加貸款覆蓋面、簡化審批條件,在政策選擇上可能會阻礙信息披露和內控機制的優化。金融政策應該從建立金融體系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的長效機制入手,通過推廣金融科技手段、差異化金融監管規則、培育完善信用體系等,提升金融機構對于民營、小微企業的風險偏好。

  供給側發力完善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長效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因此,要綜合用好“三支箭”,充分發揮“幾家抬”合力,增大財稅和金融支持力度,有效引導金融部門擴大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資金投放力度。從長期看,重點是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端發力,通過金融體系重塑和調整,以“專營化、專項化和專業化”為思路,增加民營、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產品和服務的匹配度與主動性。

  (一)所謂專營化,就是以“政策管扶持,市場管競爭”為原則,構建政策性和商業性彼此繼力的專營化金融服務體系。建議設立以“區域化+目標化”為特征的政策性民營小微企業專營銀行,由地方政府獨資或控股,重點扶持種子階段、初創期和發展初期的民營、小微企業,解決此類企業因生產規模不大、市場認可度不高和自我籌資能力有限等現實情況所導致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需著重強調政策性專營銀行服務區域化和對象目標化的雙重屬性,防止其服務泛化,背離扶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初衷。與此同時,要加快發展商業性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主體,包括社區銀行、互聯網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以及商業銀行小微金融服務部等專營金融機構。以“廣覆蓋+多渠道”為目標,一方面服務符合商業性貸款要求的民營、小微企業;另一方面承接由政策性民營小微企業專營銀行培育已見成效的企業主體,借助市場化手段,增強其后期成長的可持續性。

  (二)所謂專項化,就是通過財稅讓利和監管優化引導建立專項化的金融服務管理機制。對于政策性民營小微企業專營銀行,在兼顧覆蓋面的同時,要突出政策性資金效率。一是建立篩選淘汰機制。提高政策性專營銀行支持符合生態環保要求、具有成長性、創新性的民營和小微企業的精準度,主動剔除因脫離經營主業、管理不善、信用不佳等原因發展遲緩的市場主體。二是建立資金反哺機制。當政策性扶持企業在財務指標達到一定標準后,向專營銀行一次性或分期繳納適當比例利潤,用以成立民營、小微企業成長基金,既有助于促進所扶持企業經營市場化,也可補充政策性資金,用于資助更多企業成長和發展。三是建立融資退出機制和商業對接機制。政策性專營銀行通過設立企業“白名單”,主動退出現金流基本穩定、具備一定市場競爭能力的民營和小微企業。同時,政策性專營銀行、“白名單”企業與商業性金融機構通過三方協議,確保商業性金融機構逐步填補政策性扶持退出引發的資金空缺。四是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制定差別化監管制度、完善績效考核體系、細化盡職免責條款,用好用足小微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政策,增強機構和人員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主動性。

  (三)所謂專業化,就是借助金融科技和服務創新,建立專業化的金融產品和人員隊伍。金融科技的發展能有效緩解市場信息不對稱,解決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中的痛點所在,因此要大力推廣金融科技手段,采用電商生態、大數據平臺和云計算技術,提高金融機構對民營和小微企業差異化風險定價能力。鼓勵創新類夾層融資這種介于優先級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之間的融資形式,以及以產業鏈融資、物流融資為代表借助大中型企業增信小微企業的專業化金融服務工具。加快資本補充債券工具、民營和小微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創新,優先支持民營小微企業專營金融機構通過發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券等創新工具補充資本,充分發揮風險投資、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對于民營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作用。同時,針對基層金融服務人員數量不足、科技運用不熟以及內控掣肘過多所導致的“不想貸、不會貸、不敢貸”問題,要從內控機制和管理準則入手,促進更多資源向基層、民營和小微企業傾斜,一方面通過明確追責界限增強基層客戶經理服務主動性,另一方面加大新業務、新技術的培訓力度,借助“數據盯客”提升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質效水平。

  (作者為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黨委書記、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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